美国被广泛认可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国家。美国市场的规模为美国的创新系统提供了优势。它使美国的创新性企业得以做大，并能够从成功的市场运作或者科技创新中得到较高的回报。但是美国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也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它所发挥的作用也许比已经得到承认的还要大。

在冷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对工业和大学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支持它们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尤其是在防务相关科技、生命科学和能源等领域。这为商业航空航天、半导体、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等行业的新民用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这也吸引了更多的私人投资流向有着广泛商业应用的民用技术的开发。

成立于1958年的美国国防部尖端研究项目局一直通过发展科技提案，向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支持，以及为大学研究、企业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牵线搭桥促进这些技术外溢。该机构的预算为每年大约30亿美元，该机构仅为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和工程学等高风险高回报领域由挑战所驱动的提案提供资金支持

美国为学术性和商业性机构所提供的联邦研究资金由政府部门和机构分发，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美国国防部（DoD）、美国能源部（DoE）、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每年的预算达到320亿美元，是规模最大的民用性机构。

在过去二十年期间，面临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更加有限的金融资源和美国地区性集群的增长，美国联邦政府政策制定者们在多个机构中实施了分权项目。这些项目的目的是通过资助和促进联合研究，鼓励美国大学和企业在技术开发上的合作，以及支持美国企业和联邦实验室之间的合作来增强民用科技的实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一些项目如美国国家制造科学中心（NCMS）、半导体研究联合会SEMATECH、美国商务部先进技术计划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程研究中心项目等代表了新的科技政策，这些项目均依靠来自私营部门的扩大的资金投资。

政府采购也是美国政府有效运用的杠杆之一。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要求财政预算较多的政府部门和机构用它们2.5%的研究采购预算来支持小企业的发展。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每年的资金投入约为20亿美元，同时由地方政府提供额外的资金援助。例如，北卡罗来纳州就为所有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项目提供与联邦政府所提供资金同等金额的资助。

美国在科技政策上的其他措施减少了对研究合作和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垄断限制。

今天的美国创新系统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美国政府部门内部的综合性创新系统（例如，美国国防部、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研究、概念验证的工作和产品开发提供支持；公共部门和组织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等项目，作为创新性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客户发挥作用。

政府为大学和企业所实施的长期性、由挑战所驱动的研究和研发活动提供资金。这些项目在主要创新成果的开发和商业化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电信和因特网。这些项目的资金正日益与国际合作联系在一起。

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等联邦机构提供支持的极为强大的公共和大学研究基地为商业化提供了桥梁，帮助减少私人投资和创新周期后期的投资活动的风险，这比我国的研究委员会做得更好。美国还提供奖励政策，通过授予由联邦政府资助的重要研究项目的所有权来鼓励大学和企业将创新成果商业化，这鼓励了美国的机构对自己的技术转化和利用能力进行投资。

美国有各种类型的大型公司对研发和形式更广的创新活动进行投资，这些公司既包括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公司，如IBM、微软和思科，航空航天和国家防务领域的公司，如波音，还包括生命科学领域的大公司，如辉瑞、安进和强生公司等。非技术型行业的大型公司也是创新性产品的重要客户，其中著名的有亚马逊河沃尔玛，它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技术所进行的投资对美国零售业生产率的增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允许失败的富有活力的企业文化，与硅谷、波士顿、奥斯汀和北卡罗来纳等强大的集群联系在一起，驱动着创新的产生。风险资本、投资天使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公共和私人性投资的容易获得与强有效的顾问计划一起，共同促进了创业活动的开始和高科技行业大规模的快速增长。新兴小企业在先进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一个成功的由政府为小企业提供资金的资助计划（SBIC）。SBIC计划每从私人投资者手中获得一美元的资金，政府将提供两美元的债务资本，上限为1.5亿美元。这项计划在2010年到2011年之间吸收了8.4亿美元的私人资金。从其全面启动以来，SBIC计划已经为数千家小企业提供了资金帮助，这些小企业中有些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包括好市多、安进、史泰博、苹果公司、美国在线、联邦快递和因特尔等公司。

2009年，美国总统宣布了美国创新战略，这是一个基础广泛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刺激性资金提供了渠道。

 

 

 

尽管日本经济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近年来的经济负增长与脆弱的环境等主要问题，日本的创新系统仍然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系统之一。日本创新系统以中央政府为基础，同时强调日本经济产业省、大型企业集团和社会与教育创新成果的作用。

日本的工业和经济奇迹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引导的。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通过各种技术转让机制进口了大量技术，同时大力发展自身开发技术与吸收技术的能力。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已经处于最通用技术的最前沿。这一转变的基础是日本举国上下一致达成的发展科技的决心，其中中央政府发挥了领导作用。

日本经济产业省促成了日本长期的经济发展。它的责任包括技术预测与定位，日本文部科学省与其通力合作，努力履行这一责任。日本经济产业省通过与产业、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协商，制订了“技术战略地图”。

研究、开发与创新被日本政府和产业视为优先考虑的战略性工作重点。在实施优先考虑的战略性工作重点的同时，拥有调动大量资源的能力是日本创新系统的特征之一。研究开支约占日本GDP的4%。日本经济产业省通过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和日本系能源与产业技术开发组织等研究与基金机构支持创新性投资。但是，国家研究开支的约80%是由大公司所提供的。

日本大公司与中央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日本经济产业省所提出的战略愿景被产业协会和三菱、本田、三井和住友等大型企业集团视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指导宏图。它们支持设定了长期性目标的大型战略性投资。它们还通过强有力的营销战略与网络运作努力进入世界市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们的许多研究是由公司内部的实验室完成的。而近期以来，它们一直努力发展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合作。

日本公司的灵活性和对产品设计与开发质量的追求是日本创新的另一个特点。对产品设计和客户满意度的完美追求是导致日本产品质量持续提升的主要因素。日本公司有着轮岗制的传统，要求工程师们从研发部门到车间工作后再回到研发部门，这充实了他们对客户的了解。

日本还拥有世界上素质最高的劳动力大军之一。日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很高，其中许多学习过科学与工程专业。现场培训被日本公司视为形成职业技能的最重要因素。另外，日本公司通常设有正式的培训课程和技能培训中心。这主要得益于日本经济体系中公司终身制的雇佣传统。

在2011年8月份，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了科学与技术五年计划。该计划将科学与技术的创新性文化和资金援助列为国家优先考虑的工作重点。该计划计划将GDP的4%用于研发，由公司贡献3%，政府贡献1%（约为1900亿英镑）。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德国通过发展高附加值的工程项目与重工业，创造了许多经济成果，这展示了德国创新系统的实力。高科技与中低等科技产品的结合形成了德国创新的基础。德国的创新系统采用分权式结构，包括多个作用因素，强大的中小企业网络和国家的技术与基础设施优惠政策。

德国承诺在2015年之前将用于研发的费用扩充为GDP的3%。在经济危机期间，对教育和研究的投资仍然是优先考虑的工作重点。在2009年研发的费用占GDP的2.8% --- 其中的三分之二由企业提供。一些联邦州（Lander）拥有自己的创新项目，这促进了竞争、地区性差异和集群发展，GDP超过3%的部分用于投资巴伐利亚和巴滕州的研发。德国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联合合作进程、合资研究组织和大学基础设施的发展。

德国拥有资金来源充足的研究生态。约有七十家普朗克机构专攻基础性研究，六十家左右弗朗霍夫机构实施应用性研究，它们与企业之间开展了紧密的合作。约有八十家莱布尼茨机构和十七家赫姆霍茨大型科学中心致力于基础性、战略性和应用性研究。德国联邦与地方政府计划将德国研究机构的基础资金每年提升5%。

德国通过跨部门机制，发展高科技战略来促进创新。从2006年到2009年，通过150亿欧元的预算，德国促使多个行业通力合作，通过科技来实施国家优先考虑的工作重点，解决全球性挑战：气候/能源、健康/营养、流动性、安全与沟通。2010年开始实施的第二阶段的高科技战略主要着眼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创新战略和路线。这一阶段更加强调知识转化、商业化和战略性科学-产业伙伴关系。

企业在确定优先发展事项和平衡政府资助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科技战略在新兴科技领域促成了公有部门与私有经济之间长期的伙伴关系。企业也参与了战略路线发展与优先发展事项的确定。一些主要的公司，如巴斯夫、博世、戴姆勒、德意志电信、西门子和德国邮政敦豪均为德国在2005年和2011年所推行的高科技创业基金做出了贡献，为创业基金提供了超过5亿欧元的资金。目前该基金已经支持了250个创业项目，贡献了超过3亿欧元的公有部门-私有经济后续融资。

几乎80%的研发针对汽车、电气工程、化学和模具加工行业，但是德国越来越多地投资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先进产业。具有影响力的中小型企业和家族式的创新性中小型企业支持着德国在出口市场上的领导地位，从机床到激光系统。德国政府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积极地推动中小型企业的创新。在2008年启动的德国中心中小型企业创新计划（ZIM）每年的预算为3亿欧元，专门为中小型企业之间和中小型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提供资金。作为德国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之一，德国在2009年到2010年之间将为该计划再提供9亿欧元的资金。该计划在经济危机期间成功地保护和创造了工作机会。

 

正如其他小型经济体一样，瑞典经济有着很强的国际化倾向，这一特征也反映在它的创新系统上。瑞典出色的表现也与瑞典大型跨国公司、产业政策、大学研究和充满活力的公共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瑞典GDP的大约4%投资于研发：其中1%为政府开支，而另外3%则来自企业。瑞典产业体系的特征是由小部分大型跨国集团所统治的规模较大的知识密集型和以出口为主导的生产制造行业，这些集团由瑞典传统的较强大的国内企业发展而来，其中包括爱立信、沃尔沃、萨博、阿斯利康和伊莱克斯等。随着清洁能源技术、数码与服务行业以及生命科学产业的发展，中小型企业发挥了战略性的作用，但是，这些中小型企业能否做大仍然是一个问题。

大多数政府资金援助流入大学。一些大学（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隆德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哥德堡大学、查尔莫斯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和瑞典皇家技术学院统治着瑞典的研究界。在2009年到2010年间，政府首次向二十一所国家战略性研究区域发放了2.5亿欧元的资金。

瑞典的创新系统由国家创新机构（VINNOVA）下属的多个组织组成，每年的预算约为2亿欧元。例如，产业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产业提供研究服务，政府负责承担相关设施和技能开发的费用。它们的工作由需求驱动，它们作为产业中学术研究和产品开发之间的桥梁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VINNOVA通过与企业和相关产业中关键性作用者的密切对话，为各个产业制定研究与创新战略。它通过分析，努力确定信息与交流技术、服务与信息技术应用、生物技术以及制造与材料产业等产业未来的需求、对此瑞典大学所能够承担的任务、面临的国际竞争以及可能实现增长的领域。这种将产业与研究需求相结合的措施将继续驱动政府在即将于2012年10月份发布的下一个国家研究议案中为研究与创新提供资金。VINNOVA还将支持由挑战所驱动的创新作为一个压倒性的目标，例如，更多的创新性政府采购以及保持其对四大国家优先发展事项的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健康福利和医学；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信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