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春，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一间柴房里，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诞生了首个中文全译本。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红色经典”之一，这本仅万余字的小册子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译者陈望道的名字，也永远留在了中共９０年的历史长卷中。
日前，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在上海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讲述其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前后后以及对后代的言传身教。
“红色宣言”山村译出
“我父亲的话很少。母亲曾对我说，父亲的性格像个‘热水瓶’，外面摸上去是冷的，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不苟言笑，好像老夫子，而实际上，他的内心无比炙热。”陈振新在复旦大学附近的寓所中对记者说。
“低调”是父亲留给陈振新最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对于当年翻译《共产党宣言》，还是有关参与党内工作的种种细节，陈望道在有生之年对后代几乎是守口如瓶。
陈振新说，我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来龙去脉的掌握，主要来自于自己成为陈望道研究会成员后，所参与的各种文献研究和史料挖掘。
对陈望道的一生而言，１９２０年是一个重要坐标。这一年，２９岁的他收到《民国日报》邵力子的来信，告诉他上海《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对方还提供了该宣言的一个日文版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在随后的日子里，陈望道把自己“关进”了义乌老家的柴房，废寝忘食翻译全文。
与喧嚣的上海滩相比，义乌山村显得冷清，但正是这种氛围，令陈望道下笔如有神助。在如今已踪影难觅的那间柴房中，还留下了他一边翻译一边吃粽子、误把墨汁当红糖蘸进嘴里的一段佳话。
陈振新说，研究发现，翻译重任落于父亲陈望道身上，有几个原因：首先这位译者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深入了解，二是对德文、英文、日文这三门外语至少有一门精通，第三则是要对汉语言文学有一定修养。
２０世纪初叶，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青年先后旅日求学，陈望道正是其中之一，留学期间他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且他的日语和汉语功底都很深厚。据此，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
“今天看来，《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诞生，与当年一批中国留日青年迅速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无关联。”陈振新说，当父亲把译稿送到上海后，李汉俊、陈独秀等相继进行了校译，他们也都是曾经旅日的知识分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今天，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的《共产党宣言》珍贵译本上，我们依然能辨识出，最初陈望道将马克思的名字翻译为“马格斯”。
１９２０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夏季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路）成裕里１２号的又新印刷所印刷，从此开启了这部“红色经典”在中国土地上的广泛传播。
陈振新说，目前所发现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印于１９２０年８月，当时印数共１０００册。由于疏漏，印刷排版时封面标题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目前这一版本存世极少。到这一年９月加印１０００册时，标题就更正了。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于酝酿建党的需要，这本《共产党宣言》的印数激增。１９２０年秋，平民书社、上海出版社等也相继开印，到１９２６年５月仅平民书社就已发行至第１７版。陈振新说，此时宣言的封面与之前已大不相同。由于斗争形势趋于紧张，最初几版封面上的马克思头像被移至内页，并改为采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半身像，译者陈望道也使用了笔名“陈佛突”。
“可以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堪称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传播最广的马克思经典著作，对党的成立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称之为‘思想上的准备’。”陈振新说。
陈望道和他的《共产党宣言》直接影响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１９２０年下半年，就在陈望道携宣言中译本从义乌山村到上海落脚的同时，２２岁的刘少奇、１６岁的任弼时等相继来到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的外国语学社学习。这里是培养青年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基地，陈望道成了他们的老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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