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中华文化价值观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让佛教慈悲利世的精神为全人类带来和平，那么三大语系佛经的翻译就成为当今中国佛教徒神圣的责任和使命。”
纵观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不与不同地域文化间的深度交流、文化经典的相互翻译密切相关。关于翻译的重要性，德国文学家和思想家歌德曾这样说过：“应该这样看待每一位翻译家，即他在努力充当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交易的中介人，并以促进这一交流为己任。在广泛的国际交往中，不管能讲出文学翻译的多少不足，他却仍旧是并将永远是人类最重要和最高尚的事业之一。”他甚至进一步认为，“每一个翻译家也就是他本民族里的一位先知”。
回顾人类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历程，从文明的发展趋势与翻译活动之间的关系来看，翻译活动都经历了宗教典籍翻译、人文著作翻译与实用文献翻译3个阶段。
对西方社会来说，宗教典籍的翻译集中体现在《圣经》的传译。从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到古罗马教父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再到中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翻译的德语版《圣经》，《圣经》众多不同语言版本的流通为基督教思想在整个西方社会的广泛传播和深度普及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复兴古典文化、宣扬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宗教典籍翻译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人文著作的翻译，为西方社会的民族觉醒与现代化变迁提供了充足的精神营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商业、外交、科技等翻译为主的实用文献翻译，逐渐取代了人文著作的翻译而成为主流。
对中国社会来说，宗教典籍的翻译则集中体现在佛经的传译中。我国最早的汉文佛经，为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迦叶摩腾、竺法兰所译的《四十二章经》。此后佛典在汉地的翻译一直延续到宋朝末年，历经千余年之久，其间涌现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不空等诸多伟大的翻译家，所译经典据元代《至元录》记载，共计1440部、5580卷。这些佛教典籍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智慧宝藏，为中华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道，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西方人文著作也随即成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中心主题，中西文明的深度碰撞激发了中华民族新的创造活力。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实用文献的翻译又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当今社会在科技与经济获得前所未有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也日益加剧：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疾病困扰、贫富差距、民族冲突、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等诸多问题已经超越了国界，需要人类紧密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我们不但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更需要从延续数千年的宗教传统中去重新挖掘古人的智慧。因此，世界范围内宗教典籍的翻译与流通，有望重新成为未来国际翻译的主流之一。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认知和解决各种社会与人生问题方面，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鲜明的实践路径，而这些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中。佛教在公元12世纪之后便在印度本土消亡了，留下的梵文经典为数甚少。所幸佛教在发展的历程中，分别于公元前3世纪传入斯里兰卡，再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缅甸等南亚、东南亚地区，形成巴利语系佛教；公元1世纪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再由此传入朝鲜、日本等东亚地区，形成汉语系佛教；公元7世纪传入我国西藏地区，再由此传入蒙古等地区，形成藏语系佛教。这3个时期又分别代表了佛教发展的3个阶段，即上座部佛教、大乘显教以及大乘密教。因此，通过三大语系佛教的综合研究，即翻译、对比、校勘巴利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方能够完整地再现佛典的面貌。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除了有从日文版转译的中文版巴利文大藏经之外，其他语系大藏经之间的校勘与互译工作亟待开展。
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对佛教的认识正在发生着变化。十七、十八世纪时，佛教还被西方人归入以偶像崇拜为特征的异教。19世纪上半叶，随着以法国学者布奴夫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梵文及巴利文佛典的研究，上座部佛教的思想开始被西方人逐渐接受。到了20世纪上半叶，随着以比利时佛教学者布桑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汉文佛典的研究，以及以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为代表的东方学者及宗教实践家的推广，汉传佛教开始具有了独立的研究价值。到了20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神秘的面纱也被慢慢揭开，越来越多的藏传佛教禅修中心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
今天，佛教在西方的形象已经大大改观。据了解，佛教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宗教，有约占全国总人口近3%（即900万）的信众。即便如此，这与佛教国际化的地位还是很不匹配，很多西方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尚没有机会接触和阅读佛典。目前巴利文大藏经的主体已被翻译成英文，而汉文大藏经与藏文大藏经已经译成英文的部分则少之又少。为了让中华文化价值观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让佛教慈悲利世的精神为全人类带来和平，那么三大语系佛经的翻译就成为当今中国佛教徒神圣的责任和使命。
（作者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本文是11月14日作者在首届国际佛学论坛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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