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乡知青到高校教授，从蒙古语门外汉到蒙译汉翻译家，从“异乡客”到“蒙古人”，曾经的天津知青赵文工用他三个身份的转换书写了对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的热爱。
2007年退休的赵文工常常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有很多蒙古族中短篇史诗在等着他翻译；有很多蒙古族大学生在等着他传道、授业、解惑。他翻译过大量作品，最钟爱的却是蒙古族中短篇史诗这个“冷板凳”。很多人甚至觉得他像史诗中那些孤独的英雄，在历经磨难之后才能获得胜利，找到幸福。
学蒙古语：下乡插队成就的缘分
44年前，21岁的赵文工从天津来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乌兰哈达公社。他是那一年下乡插队的知青。下乡插队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光荣”之举，却无法阻挡一位年轻人浓浓的乡愁。赵文工被安排到一个作为饲料基地的生产队劳动，自然也无法继续他的“数理化”，一天天总是过得很无聊。
“总得做点什么吧？要不这日子还怎么过？”突然，他萌生了学习蒙古语的念头。可是，这谈何容易？他所在的地方人烟稀少，想找到一个蒙古族老乡更是难上加难。偶尔来一位蒙古族老乡，赵文工就跑过去问他蒙古语的单词和常用句子，再用汉字记录它的读音。正是这种“自编蒙古语教材”，让赵文工学会了一些蒙古语单词和简单的句子。
后来，赵文工去旗里的蒙古族中学代课，那里给他创造了一个学习蒙古语的好环境。他拿着一本“文革”前编写的教材《蒙文初程》一遍遍地读，认认真真地学。偶尔才能看到的蒙汉文对照连环画和小学一二年级的蒙古文课本，成了他最好的教材。在周围好心人的帮助下，赵文工在1977年考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初步掌握了蒙古语和蒙古文，能够简单地与人用蒙古语交流。
为了让自己的蒙古语水平更上一层楼，赵文工打算从语法入手。他找来了蒙古族学者巴图巴雅尔在“文革”前编写的一本《蒙古语法初程》，边读边译，等他读完之时，那本书的汉译工作也接近尾声。这部记录了赵文工学习蒙古语的执着和勇气的译作，直到1991年才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社还付给他当时堪称“巨款”的2000元稿费。
“如果我没有下乡插队，或许我一辈子都不会与蒙古语结缘。”赵文工说。
译当代文学：痛并快乐着
1983年，在内蒙古大学任教的赵文工开始试译蒙古族青年作家苏德那木的散文《在阳光下》。虽然翻译过程也是几经周折，但是来自《民族文学》杂志社的用稿通知却让他心里乐开了花，也让他尝到了翻译的甜头。
“我迫不及待地拆开《民族文学》的信封，将样刊拿出来一遍遍地读自己的译作，有时候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译的作品。”赵文工说。
有一次，内蒙古大学举办了一次蒙汉双语朗诵活动，赵文工应邀去当评委。没想到，台上的大学生朗诵的竟是他翻译的《在阳光下》。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在赵文工看来，这种自豪感，比当年《民族文学》付给他的36元稿费更有意义，也延伸了他工作的意义。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赵文工翻译了大量蒙古族现代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蒙古族著名作家力格登的14篇小说。和当时的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彼时的赵文工也希望有一天内蒙古文学创作“索伦嘎”奖能够眷顾他，而这一愿望当时并没有实现。直到1993年，翻译作品已近100万字的赵文工才终于登上“索伦嘎”奖的领奖台。
相对于10年磨砺换来的奖章，赵文工发表译作之战更为持久。蒙译汉工作的桥梁作用很重要，但能发表翻译作品的文学期刊只有《草原》、《民族文学》等寥寥几家，大量翻译作品不得不被压在抽屉里，有的甚至永远不见天日。1985年，赵文工翻译的《白鬐乌骓》、《金色的沙漠》两部中篇小说，相继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拿着信，想到自己连译带改写下的30万字，还有那堆积起来高达30厘米的稿纸，赵文工爬不起来了，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给孩子取牛奶时，一辆汽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险些将他撞伤。
站在路上，赵文工不得不认真想想自己选择的路。他意识到，若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有无数个更大的打击在等他。他想起自己为了一部翻译作品的出版，常常坐火车从呼和浩特前往集宁、赤峰等城市，希望当地的刊物将自己的作品公布于众，尽管那只是一些市级期刊。很多次，他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他的热情也在遭受一次次打击之后降到了冰点。直到现在，他还有几篇在圈内颇有影响的作品的翻译稿压在抽屉里。其中，《大鼻子劳登》一文已入选蒙古族中学语文课本多年，译文却还躺在黑暗的抽屉里。
翻译作品“过剩”和“娘家难找”的困境，引起了赵文工更多的思考：在浩瀚的蒙古文当代文学作品中，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又有多少？渐渐地，他开始怀疑自己译作的价值，而正在此时蒙古族史诗引起了他的注意。
译史诗：“这是我的菜”
在迷茫期，赵文工曾想到过民间故事。毕竟民间故事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比起当代文学作品，它的“经典意义”更大。当赵文工译完十几篇作品，准备在民间故事翻译领域干一番事业时，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却被撤销了。赵文工虽不是人云亦云之人，却从大的方向上看到了民间故事的未来。
只能再一次调整自己的翻译方向。此时，赵文工的好友、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阿尔丁夫建议他翻译蒙古族史诗。当时，《格萨尔》、《江格尔》这两部史诗巨作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史诗热”，汉译工作也已各有其主。起步较晚的赵文工把目光投向了蒙古族中短篇史诗。长篇史诗虽已被学界炒热，甚至很多人一辈子专门研究这两部史诗巨作，但中短篇史诗却很少有人问津。
内蒙古大学教授、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生前曾嘱咐过赵文工，希望他能够关注并投身蒙古族史诗的汉译行列，尤其是中短篇史诗。巴·布林贝赫教授还建议赵文工译《罕哈冉惠传》、《达尼呼日乐》、《宝玛额日德尼》等3部史诗。在翻译过程中，赵文工才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份挑战性很大的工作。平时以严肃著称的赵文工甚至用当下很时髦的话说：“中短篇史诗，这是我的菜。”
翻译史诗与翻译别的作品不同，它不仅需要扎实的史诗学知识、过硬的蒙汉文阅读能力、娴熟的翻译技巧，更要求翻译家耐得住寂寞，在红红火火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甘坐“冷板凳”。即使是在翻译界有较高威望的赵文工，也必须从“小学生”做起。
其实，早在1988年赵文工就曾接触过蒙古族史诗。他还与自己的同事、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丹巴教授合译过卫拉特中篇史诗《祖乐阿拉达尔罕传》，囿于当时的条件，这部译作直到2002年才得以出版。赵文工翻译的史诗更注重“信”，他把校勘、注释和翻译工作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在翻译的同时，他还发表了若干篇有关史诗的学术论文。近年来，赵文工与人合译了《江格尔》，翻译出版了《罕哈冉惠传》、《鄂尔多斯史诗》等多部蒙古族中短篇史诗。其中，《罕哈冉惠传》在2010年再次将他推上了“索伦嘎”奖的领奖台。
在《罕哈冉惠传》一书的《后记》里，赵文工写道：“人常说，人生最大的乐事莫过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正是越来越认识到翻译出版史诗是自己最盼望而且对我来说是最不容易的事，所以在此次翻译中自己付出了比前两次更大的努力。”蒙古族史诗里崇拜“力、义、勇、智”，史诗翻译家也同样需要它：吃苦的耐力、通力合作的义气、不怕寂寞的勇气和熟练翻译的智慧。赵文工具备了这些品质。
如今，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师生都忘记了赵文工的汉族身份，皆视他为“蒙古人”。他们深知，赵文工为蒙古文化的传承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且一贯保持低调，正如他现在所从事的翻译事业。家里来客人时，赵文工常说，他就是不吃不喝译一辈子，也译不完剩余的那些中短篇史诗。但谁都知道，客人一走，他就会又拿起《达尼呼日乐》一遍遍地研读、注释、翻译，常常忘记了自己已经65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