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网上阅读新闻，看到《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八十年》有关内容，三句话不离本行，作为翻译公司经理，我从中看到的是翻译有关的事情。我发现三联书店发展的80年一直与翻译息息相关，很多大师都是翻译家。请看我摘录的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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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读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早期历史，他们下定决心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全译本，其胆其识，至今仍令人感叹。当时，郭大力、王亚南拟合译《资本论》，先期与上海几家大书局接洽，都碰了钉子，最后找到艾思奇。这个时候，正是李公朴被捕期间，而同时读书生活出版社经营困难，刚刚完成股份重组。在最困难之际，郑易里任董事长，黄洛峰出任经理。艾思奇找到黄洛峰与郑易里，他们一致同意出全译本的《资本论》。读书生活出版社对这一书稿的出版，可谓郑重——“每月预付郭大力40元版税。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提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专门支付郭、王版税之用。”

 

　　也就在这个时期，后来对三联书店影响颇为深远的范用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当时他才15岁，就开始设计书籍封面。那位叫“叶雨”(业余)的设计者，即为范用。

 

　　回到全译本《资本论》，按《三联书店简史》里所述：

 

　　1938年3月，《资本论》第一卷全部译竣时，上海印刷条件出现短暂的有利时机——上海印刷业因战事而暂时萧条，无活可做，印刷、纸张、材料价格较为低廉，黄洛峰和郑易里商议，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将《资本论》一、二、三卷一气呵成，而不是出了一卷再出一卷。4月，郑易里打电报给郭大力，请他到上海采取边翻译、边排版的流水作业方法，以加速《资本论》的出版……郭大力绕经香港前往上海，下榻于仅两间小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资本论》译、排、校、印流水线流动起来，经过近百个昼夜的奋战，《资本论》第一卷(8月31日)、第二卷(9月15日)、第三卷(9月30日)全部出齐。这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在当时确实殊为不易，但这也还只是三联书店出版物的一个缩影而已。按《三联书店简史》统计：“建国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400余种，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就出了200种，其余为解放区的出版社所出。”

 

 

翻译书籍中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外，各种古典学术著作也应陆续有译著出版。三联书店可以较多出版社会科学及其他古典著作的译本。”

 

　　这一插曲，使当时的三联有了自己的编辑室，并下辖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6个编辑组。已由校对升为人民出版社秘书的沈昌文回忆：“这其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陈原亲自领导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当时也是中央来的指示，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要翻译出版1.2亿字的世界学术名著。于是，三联就由陈原负责来做，陈原下面主要就是戴文葆和史枚两位。我就协助他们制订计划，做得非常辛苦。订出来的计划，我们内部叫‘蓝皮书’，因为这个计划的封面是蓝色的。”这个计划的初稿由史枚拟出，最终经过反复讨论后，陈原定稿，形成《外国名著选译12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其收书1614种。

 

　　循此线索细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在此计划下，第一部重要的译著即为黑格尔的《小逻辑》，随后又出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当然，更多的译书则是苏联学者的著作。译著是此时三联出版的一个方向。

 

　

 

 

　　1986年1月1日，三联书店成为独立出版机构。

 

　　从译介到译丛

 

　　80年代引领的潮流

 

　　80年代——在自己的那个以此命名的访谈录里，查建英在开篇写道：“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查建英的访谈对象有陈平原，作为学者，陈平原回过头来看80年代，他说：“我的感觉是，1985年，整个京城文化界，全都‘蠢蠢欲动’，不，是‘跃跃欲试’。”

 

　　将1985年作为一个节点，当然是一个有意思的选择。

 

　　之前，三联书店因为范用拥有中国文人极其广泛的人脉，构成了《读书》重要的作者来源，也同样构成了三联出版物的重要来源。那本非常轰动的《傅雷家书》，其选题发现，即为范用人脉使用的经典方式。那一时期，现任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概括说：“主要出大作家的小东西。”

 

　　与此同时，《读书》杂志上译介的那些外国书目，也开始进入出版者的视野。沈昌文过去经历所积累的另外一种人际资源，成为新的出版来源。他说：“三联出的名家著作，都是范用出的主意，不是我。我主要是搞翻译出版。范用认识很多老作家，巴金啊等等，可是我不成。我这边主要是搞翻译的人。”1986年，三联书店完成从人民出版社分离的工作，独立之后，沈昌文成为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我主持三联的时候，一年里翻译的书达80%。”

 

　　1983年7月，沈昌文将翻译瓦西列夫(保加利亚)的《情爱论》作为选题上报，很快批复同意。结果，《情爱论》一经出版，极其畅销。统计至1998年为止的销量，达到120万册，创下三联书店译书的发行量纪录。《情爱论》与稍前翻译出版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同时翻译出版的《欧洲文化的起源》、《我怎样学习和写作》(高尔基)，以及随后出版的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共同构成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它们在市场上不俗的表现，表明“新启蒙”开始收获第一个果实：向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学习。而稍后三联出版的房龙的《宽容》，同样风靡一时，“宽容”这词本身亦成为一个时期的精神导向。

 

　　个人的趣味偏好与机缘巧合，加之市场热情的回应，三联书店的“译丛”已经奠基。1985年那个节点上，“跃跃欲试”的学术界寻找了什么方向？那一年，甘阳在酝酿后来他作为主编的那套“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丛书。

 

　　当年作为北大外国哲学研究生的甘阳描述自己那一批同学：“读现代外国哲学的人非常自傲，很看不起别人，看不起任何其他人，都觉得我们学的当然是最厉害的武器。”而自傲的基础是，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一年内印了24万册，还评上了上海图书奖。除此，“我们很看不起当时大谈萨特的人，不是指国内专门研究萨特的人，那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指社会上例如中文系什么的喜欢用萨特说事的人，萨特在社会上当时是有点红。因为我们读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1946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叫‘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这个信实际是批判萨特他们的存在主义的……所以可以想见，我们当然就都觉得自己是拿到真经的人啊！”

 

　　这是一个极其有趣味的人物与时刻。范用时代的出版者与作者那种醇厚的关系，在“跃跃欲试”且个性张扬的时代，存在着新的变数之可能。沈昌文与董秀玉回顾自己的出版事业生涯，都坦陈，“出版者与出版机构的气质是被作者决定的”。那么，三联书店将会面临什么呢？

 

　　在向访问者查建英描述自己那一批人是“拿到真经的人”后，查笑着回应：“A bunch of academic snobs！(一小撮学术势利眼儿)不过我可以想见你们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也挺可笑。”

 

　　只是，“真经”虽然拿到，但甘阳那一批朋友翻译的书稿出版均不顺利，陈嘉映、王庆节翻译的《存在与时间》，杜小真等翻译的《存在与虚无》都压在了出版社未出。“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机缘，当时南京大学分过来一个女研究生，分到三联书店，叫杨丽华。然后杨就介绍我们跟《读书》杂志的王焱认识了，一下就谈拢了，就转到三联书店出版了。”

 

　　在沈昌文的“文化生活译丛”这一系列后，三联书店此刻又拥有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两大系列。当时在知识界，这是强力性消息，《光明日报》还免费为“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做了一整版广告，当年影响，超乎寻常。

 

　　从“新启蒙”开始起步，到“文化生活译丛”是一次蜕变，然后到“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却是一次跳跃。那么这一次出版者与著作人的关系结构，会给三联书店增添什么样的气质因素呢？甘阳对那个年代，描述得很诗意：“人心是很高飘的东西啊！”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尾，甘阳说：“整个过程最后的终结点是1994年的‘人文精神讨论’。那讨论实际上是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延续，仍然是一种文化情绪……至少不是现在资本主义理性化的这套东西。”

 

　　中国本位

 

　　学术以及中国思想的刊布、传播

 

　　“80年代”过去，90年代来临。新的10年，最为简单而概括性地描述是：“很多人开始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谈陈独秀、李大钊。”李泽厚由此观察而得出判断：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这是被广泛引用的“结论”。新的转换迅速开始。

 

　　1995年，经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一凡的介绍，美国哈佛大学与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套丛书不是单方向引进、翻译美国书，而是借用哈佛大学资助，出版我国中青年学者的创新著作。”截至目前，丛书一共在三联书店编排了13辑，出版新书80余本。

 

　　季羡林把自己与三联书店的关系定位于三个角色：读者、作者与编者，这最后一个角色即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相关。他受聘为这套丛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本丛书只收中青年学者的著作，要求颇高，审查极严。几年来已出著作，内容新而深刻，因此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学术委员会由季羡林领衔，厉以宁、李学勤、王蒙等代表各大学科。“评审过程，一律采用专家匿名审读、委员会择优精选”，被选中的著作至少有两位以上的评委推荐——这一套在国际上通行的评审制度却是三联在国内首先采取。在当时“(与国际)接转”之普遍的社会思潮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学术创新价值，赵一凡回忆季羡林所言：“这不是单纯地为了与世界学术接轨，而是志在要世界同我们接轨。我们不但要拿来，还要送去。”

 

　　中国本位，在学界激荡与转换的90年代，三联书店提出了自己的时代命题。从“读书无禁区”的品格定型，到“人心很高飘”的气质添增，至此，三联书店完成了自己精神向度的建立。

 

　　回到出版现实，1999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这本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关注的开创性著作，三联出版的是“全球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在这本著作的第一页，萨义德引用了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或许罕有比这句说辞更能揭示“主体性”的价值及其缺失。仍是西方思潮，与文化生活译丛“向后看”不同，也与甘阳们的战前的海德格尔不同，三联的译丛由此开始与最新思潮同步，也因此诞生了新的译丛系列：“学术前沿”。

 

 

 

　　市场

 

　　漫画、武侠以及周刊……

 

　　新启蒙开始，由译介到译丛，然后的中国本位。以《读书》为起点，三联书店一路走来，路向明确。但这一过程，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时代的背景：中国的市场经济。无论是谁，不会也不可能独立于这一潮流而独行。

 

 

 

 

 

 

　　1921年，邹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此前他曾就读南洋公学的机电专业。毕业后他曾担任过纱布交易所的秘书与翻译，职业教育社的编辑，《时事新报》的秘书以及兼职的英文教师。做新闻记者是邹韬奋长期以来的理想，直到接手《生活》周刊，他才有了真正实践理想的机会。

 

 

　　今天重新翻阅80多年前的旧刊，仍能感受到这种“周日闲谈”的愉悦。其中既有一些反映国内外时代变化的文章，如《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日本妇女最近在社会上所占的位置》、《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也有一些热门人物的传奇与秘闻如《宋美龄女士婚史片段》、《蒋前总司令的离婚问题》；还有一些吸引读者的异域风情，如《荷兰的日光工厂》、《法国波尔多城的水景》、《新疆之吐鲁番与鄯善》等；还介绍了印度民族英雄甘地、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苏联文学家高尔基等名人的故事。

 

　　邹韬奋能够迅速改变《生活》周刊的面貌，不仅在于他敏锐的时代嗅觉，不可忽视的还有他良好的英文水平。初期大量的文章，都先由他从国外期刊上编译，消化吸收后重新写出。随着刊物的发展，邹韬奋也在国外发展了一些作者作为通讯员，如日本的徐玉文、英国的费福熙、德国的王光祈、苏联的戈公振、美国的李公朴等。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曾出版过许多有价值的图书、期刊。例如“世界学术名著译丛”中的《价值、价格与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德国农民战争》、《费尔巴哈论》；“青年自学丛书”中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新人生观讲话》、《思想方法论》、《认识与逻辑》、《逻辑与逻辑学》；“抗日救亡文丛”中的《中国不亡论》、《全面抗战论》、《民众动员论》、《抗日与外交》等；以及邹韬奋、杜重远、沙千里、章乃器、胡乔木、张友渔等所写的“政论集”；还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等各类著作和日记、手册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我与文学》、《文学百题》、《文学问答集》、《作家论》和《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等。在作家茅盾、丁玲、郭沫若、夏衍等的支持下，生活书店又出版了不少小说、诗歌、散文、游记、剧本和报告文学。还有一些篇幅较大、内容丰富的图书，如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平心编的《全国总书目》都在读者中深有影响。

 

　　此外文艺刊物则包括《文学》、《文学季刊》、《译文》、《光明》、《文艺阵地》、《文艺阵线》、《笔谈》。国际综合刊物则有《世界知识》，高级学术理论刊物有《中华公论》、《理论与现实》。指导青年学习的则有《生活知识》、《读书月报》、《生活教育》。甚至还有专门为妇女办，讨论妇女问题的杂志《妇女生活》

 

　　这些杂志的销路，最多的20多万份，最少的一万五六千份，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印刷交通最不便的地方，最少也能有七八千份。

 

　　即使处于高压的舆论环境中，生活书店依旧寻求新闻与出版的自由。生活书店的《文学》、《译文》、《太白》和《世界文学》，刊载了鲁迅先生译著达到78篇；仅是1935年就发表47篇。生活书店还出版了大批所谓“禁书”，如抗战时期，被查禁的书多达200多种，作者的名单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吴大琨、张仲实、陈伯达、徐懋庸、李公朴、章乃器、钱亦石、夏衍、端木蕻良、刘白羽、冼星海、胡绳、罗瑞卿、孙冶方、洛甫、艾思奇、欧阳山等等。有趣的是，国共合作时期，生活书店出版过一本《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竟然也被查禁掉了，因为这本书是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编写的，旨在“压蒋抗日”。

 

 

　　口述 邹嘉骊

 

　　主笔 李伟

 

　　模范家庭

 

　　我的父亲邹韬奋是一个幽默又有情趣的人。他喜欢看电影，在一些聚会场合，还会去模仿卓别林的表演，逗得朋友们很开心。有段时间他还学跳舞，平时锻炼身体常做一套健身操。父亲幽默的性格也遗传给了我的两个哥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开玩笑。

 

　　父亲最早的翻译作品是三本恋爱小说，而且都是异国恋情，每一个章节后面都有一篇他写的译后附记，表达他自己关于婚姻、家庭等问题的看法。

 

　　我的母亲沈粹缜是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读书时学的是美术。她的姑母沈寿是我国的刺绣大师。在嫁给我父亲前，母亲在刺绣学校教书，因为年纪轻，学生都管她叫小先生。母亲教书每个月工资有60块大洋，在当时已经不低了。

 

　　父亲“职教社”的同事杨卫玉是他们的介绍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昆山的火车站。母亲后来说，她不会选择商人做伴侣的，因为不喜欢商人的“铜臭气”。其实父亲应该早就知道母亲。我后来整理父亲的文章，编制目录时发现，他们认识前父亲就以“粹缜”为笔名。他们认识后，父亲就开始给母亲写情书。有时候，他故意用苏州话写，妈妈开始看不懂，后来才发现父亲跟她开玩笑。

 

　　结婚后，母亲就辞去了苏州的工作，在上海组建了家庭。父亲有时候也带工作回家做，《革命文豪高尔基》那本书就是在家里翻译的，每天翻译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