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翻译《十日谈》第一人去世
2012年7月21日清晨，翻译家王永年与世长辞。
爱好文学的人对王永年的译作一定不会陌生。《欧·亨利小说集》、《在路上》、《博尔赫斯全集》的中文译本都有他的心血。他的离世，让很多文学爱好者和出版界人士扼腕叹息。
他还是中国从意大利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也有人说，王永年是最可“信”的翻译家。
谈到他的去世，曾任《世界文学》副主编的林一安说：“这是我国翻译界的一大损失，王永年在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领域里，至今无可替代。”
每千字稿酬60元
2012年7月21日，翻译家王永年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除了至亲好友，很少人得到消息。直到两天之后，人们才逐渐听说，又一位翻译界的老前辈离开了。
王永年精通多国语言。他是曾任《世界文学》副主编的林一安主编的《博尔赫斯全集》的主要译者，他是中国从意大利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谈到他的去世，林一安说：“这是我国翻译界的一大损失，王永年在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领域里，至今无可替代。”
王永年自1959年开始担任新华社西班牙语的译审，经常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进行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尽管王永年的翻译造诣甚深，但是面对别人的批评与建议，他也能谦逊对之。他在翻译《博尔赫斯全集》时，有一次把“H形的刀把”翻译成“倒工字形的刀把”，有同行提出，因为语言的障碍，博尔赫斯不可能这样来形容刀把，王永年觉得言之有理，便欣然改之。
林一安审译稿无数，在他的印象中，凡是王永年交来的译稿，无论长短，皆字迹漂亮、撰写工整。林一安说，如此整齐的原稿，极为稀少，只有三位译家才能拿出这样的手笔，一位是已故英美文学翻译家、《老人与海》的译者赵少伟，一位是西班牙语文学翻译家、《碧血黄沙》的译者林光，还有一位则是王永年。“读他们的原稿简直是一种享受，你可以看得到译者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就在字里行间流淌。”林一安说。
王永年一辈子跟翻译打交道，文学翻译成了他付诸一生、倾心以待的事业。据他的朋友介绍，直到去世前，他仍然只能拿到60元钱每千字的稿酬，但他始终不舍得丢下译笔。他曾在一本挂了他的名字出版的翻译作品中，逐页地用红笔、铅笔密密麻麻地修正了这本译作的谬误之处。老人对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文学翻译，无比珍视。
关于王永年的翻译，有学者评价：准确、精确、明确。也有人说，王永年是最可“信”的翻译家。王永年的译作是以与原作极度接近著称的。林一安曾把王永年的西班牙文译作与原文进行逐字逐句的对照，结果发现译文清新洗练、干净准确，非常符合规范，于是将其作为教材拿给学生学习。
和张爱玲同班
王永年1927年出生于浙江定海，家境丰裕，家中藏书颇丰。他父亲也精通英文，所以王永年从小耳濡目染。
尽管家境颇丰，但王永年的父亲从小教育他自食其力，因此王永年从来都不伸手要钱，自己靠做家庭教师给别人补习功课挣钱交学费。
中学起王永年就开始挣钱，同时做几份家教，中学小学都教，外文更不用说了。王永年说，有时候学生太笨，学不好，自己也得跟着挨骂。一次王永年去上课，一进门听见一个学生在哭，他爸爸在骂他。一见王永年就说，“你以后甭来了”——好像他学得不好是王永年教得不好。王永年就灰溜溜地走了。
他十六岁考大学那年，被上海多所大学录取。最后，他选了名气比较大的圣约翰教会学校。
那时连中文系的老先生，穿着长袍马褂的，也是一口流利的英语，要是讲不过来了，就用英语解释。所以出来的学生英语都挺好，即使中文系出来的学生，也可以用英文听课。
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和王永年在一个班念过英文。王永年回忆，“她头发留得很长，长得比较清秀，很清高，一般的人都看不上。你知道南方农村小孩穿的虎头鞋吧，有两个耳朵的，她就穿着这种鞋，黄颜色带一点红的比较粗的布做成的那种，到学校上课，很特别。我不记得和她说过话。”
王永年中学时本来想学医，那时德文医学院很有名，就学了德语。英文属于非学不可，日文也一定要学，此外，业余时间他又学了俄语。所以他中学的时候就学了4种外语。后来又自学了西班牙语。
王永年最初的工作是在云南教俄语，但他的祖母、父母都希望他回上海。
上世纪50年代初，王永年回到上海，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招考外文编辑，400人报名，初招40人考试，最后录取一个，王永年说，考外文自己当然不在话下。
翻译，如履薄冰
上世纪50年代末，新华社要成立西班牙语对外报道组，打听到译文出版社有个王永年懂西班牙语，就把他的关系转到北京去了。
在新华社的时候，王永年每天下午六七点钟上夜班，上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很正常的，有时要等到第二天早晨8点钟，接班的来了才下班。每天工作12、13个小时，要翻译连同译审的稿子加起来至少6万字。
工作堪称如履薄冰，不能出错。王永年回忆，“比方说下了班，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哟！我那个字可能翻错了，可不得了，穿上衣服，偷偷摸摸，跑到办公室，拿出稿子来看，哦，没错，才放心地回去睡觉。”
王永年自称开始做翻译就是为了谋生，“就这本事，不做这个做什么？”翻译稿费一般是千字60元，有的更低，翻一本书赚不到1万块钱。翻译《博尔赫斯全集》，也就不到两万块钱，王永年说，“那本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每天译一点，定时定量，一点一点啃。其实处理什么问题也都是这样的，烦得不得了的话，就先把它剖开来，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做就不累了。”
他翻译的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畅销一时。王永年签的合同每千字仅50元。翻译《在路上》时，他还患了白内障，可仍旧花了10个月，译出了这部著作。
王永年没想到《在路上》卖得那么好。作为有着浓厚基督教传统的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这个翻译时与凯鲁亚克同龄的人，对小说里的放纵不羁、毒品与性，有许多的不认同。网上有人不理解，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还要翻译？他也无奈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是不喜欢这样消极的小说。但可以介绍他是怎么回事。”
作为一名译者，王永年不仅精通多种外文，中文功底也相当好。在他翻译的博尔赫斯的文章中，有一篇外国短篇小说中引用了清朝嘉庆皇帝的一段圣旨。王永年在翻译这段文字时，就使用了地道的文言文，最大限度地传递了作品的神韵。
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洁表示，像王永年先生这样精通数国语言，同时还拥有很高的中文修养的人，在翻译界很难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拿到难的作品总是首先会想到他。他翻译的《博尔赫斯全集》是国内最权威的。”曹洁说。
200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南非小说家库切的作品《彼得堡的大师》，“这样的作品难度非常大，”责任编辑王晓乐说，“不仅要精通俄语，也要熟知俄国的历史文化。王永年就是属于喜欢选择这种高难度作品的翻译家。”
（本报综合《南方人物周刊》《人民日报》报道）
王永年
生于1927年，浙江定海人。
194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59年起任新华社西班牙语译审。他翻译新闻稿以精练、准确著称，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译稿件已超过500万字，1979年，由他翻译成西班牙文的两篇中国新闻稿在墨西哥得奖。
王永年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工作之余翻译了多种世界文学名著，他翻译了《欧·亨利小说全集》，翻译了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翻译了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斯漫游奇境》，他又从意大利文翻译了文学巨著《十日谈》，是中国从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
王永年工作余暇翻译多种世界文学名著。这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阿根廷作家、诗人博尔赫斯的作品。1993年，王永年编选、翻译博尔赫斯的诗文选集《巴比伦彩票》，被公认为最传神、最精准的中译本。后来，他与浙江文艺出版社合作，担任《博尔赫斯全集》的主要译者，译出博尔赫斯几乎全部小说(仅4篇由陈泉翻译)和大量博尔赫斯的诗、散文、评论。
《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
195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的凯鲁亚克进行了一次跨越美国东西海岸之旅，事后用20天时间在一卷30多米的稿纸上敲出了一部作品，这部自传性质的作品就是《在路上》。小说主人公萨尔为了追求个性，与狄安、玛丽露等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一路上狂喝滥饮，吸大麻，玩女人，走累了就挡道拦车，夜宿村落，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最后作鸟兽散。
《在路上》的出版所引发的震惊，使得这本小说的问世更像一个历史事件。有统计数字显示，在这之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无数“搭车族”效仿书中主人公，加入“驴友”行列，它为当时处于精神困惑期的美国青年提供了一个极为吸引人的生活样本。
对于西方的“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来说，《在路上》早就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他们的行动指南和精神导师。
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翻译家王永年翻译了此书的原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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