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中先，法国文学翻译家、《世界文学》主编
7月21日，原文翻译《十日谈》第一人、著名翻译家王永年去世，引发国人对翻译界的关注。近年来，我国文学翻译面临窘境，老一代翻译大师相继离世，新一代翻译人才青黄不接，一些翻译作品错译、漏译不断甚至面目全非。在几乎“全民学外语”的当下，为何却难有好译著？
近日，法国文学翻译家、《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就国内文学翻译的现状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出版社急于求成 翻译作品粗制滥造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当前文学翻译的总体状况如何？
余中先：国内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状态是公认的，懂外语的人大多不愿意搞文学翻译。除了翻译英语作品，好的译者很难找到。老译者一般都在翻译或重译经典作品；中年译者则忙于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年轻的能胜任翻译的人，又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很难看得上稿费微薄的翻译工作。有的版商就随便找几个粗通外语的人对付，这样译出来的作品质量自然难以保证。
此外，我国文学翻译选题不平衡，小语种译著严重缺乏。现在学英语的人太多了，把所有学其他语种的人加起来，可能也不到学英语的人的20%。我也做编辑，见到的英语作品译稿通常还可以，小语种作品译稿水平就比较差。但人家有兴趣去翻译就不错了。中国青年报：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做文学翻译？
余中先：文学翻译稿费低是主要原因。做同声传译的人，一天能收入五六千元甚至上万元，这相当于花几个月时间做文字翻译得到的报酬。严谨的译者翻译一本书要花上一两年，通常只有千字60元的稿费，很少有人能把文学翻译当成人生理想而不计报酬。
目前文学翻译的学术价值也被低估了。很多大学外语系老师不愿意搞文学翻译，除了钱少，也因为这与他们评职称没有什么关系。搞翻译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又不能作为一种学术成果被承认，这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
还有，现在出版速度快，校稿力度往往不够，一些译者担心译稿出错被别人抓住不放，毁了自己的名誉。于是，他们就不愿意从事文学翻译工作。那些“丢过脸”的译者，就更不愿意再翻译了。而口译不同，很少有人会翻录音查口译者的错误。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为什么一些出版社重速度不重质量？
余中先：翻译出版现状是一流的选题、二流的翻译、三流的编辑。在国外畅销或获奖的书，出版界马上就注意到了，但译本却不一定好。因为要出一本外国图书，先要向外国作者付较高的版税，出版社就不愿意多给译者稿酬了。选定某个选题以后，出版社为了赶在最有利于销售的时机推出图书，必须抓时间抢速度，就找来多人翻译。这样一来，译稿在遣词、选句、文笔风格、前后统一方面都会有不协调的问题，难免出错。很多出版社又缺乏懂外语的编辑人员，不少译稿并没有经过严格校对就出版了。这样出来的书质量可想而知。
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市场很大，出版社觉得哪些书好卖就跟风翻译，比如雨果、大仲马的作品一再重复翻译，这是一种浪费，依我看有四五个译本就够了，现在有十五六个译本，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哪个译本好。
翻译人才需要扎实的中外语言功底，了解作品的社会背景
中国青年报：以现在的状况看，我国会出现像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刘辽逸翻译的《战争与和平》那样有影响力的译著吗？
余中先：不好说。一方面，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需求不同。很多文学译著的价值是需要时间沉淀的。比如，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如果是在18世纪，人们不会认为它是经典作品，而认为是荒唐的东西。以前中国社会发展很平缓，根本意识不到什么叫做“等待戈多”，现在突然发现城市堵车了，我们居然毫无办法，大家都在等待，才对《等待戈多》产生了共鸣。
另一方面，现在是消费社会，文化产品极大丰富，很多人崇尚娱乐，觉得书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就可以了。不像我们年轻时，人们对文化产品特别饥渴，拿一本书就要读透，一本好的译著在当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现在可能会有一本译著让人觉得特别好玩而广受欢迎，但出现能够感动和震撼社会的作品尚待时日。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出版一本好译著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余中先：总的来看，一本译著能否获得很高的评价，跟原著本身和译者的翻译水平都有关系。翻译人才需要有扎实的中外语言功底，此外还要对自己的工作和所译作品有兴趣，有热情。在翻译某部作品时，译者要了解其社会背景，忠于作者的文字风格。比如，翻译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作品，就要充分了解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巴尔扎克犀利、批判的文风。最后，还要有时间的保证、出版社团队的协作，好译著才能出来。
翻译协会、作协、文联等组织应注重对翻译人才的培养
中国青年报：对于解决目前翻译人才缺乏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余中先：培养翻译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认为，文学翻译应当专业化。尤其是小语种，大学外语系应当增加人文社科类的课程，培养学生对于文学的兴趣，而不是只注重培养学生对语言本身的掌握。
对于那些真正有兴趣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并且已经有一定经验的人，翻译协会、作协、文联等组织可以进行着重培养。以前，我参与过跟法国使馆合作的一个培训项目，就是给中国35岁以下，有过翻译经验的译者开讲座培训，他们的译稿经专家修改后再发表。虽然这些工作影响有限，但它能起一个带头作用，给上进的译者一个提升的机会。另外，出版社应该提高稿费。让译者获得与劳动相应的报酬是对人才的尊重。
中国青年报：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季羡林，曾多次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国家应该怎样创造一个有利于文学翻译人才成长的环境呢？
余中先：文学翻译成果的价值应当得到肯定。一方面，国家应当多设立有力度的翻译奖，并保证评委的水平。即使奖金不多，这份荣誉能让译者得到肯定和鼓励。另一方面，在当前的职称体系下，国家应当允许翻译成果与教师评职评优挂钩，以提高高校教师的翻译积极性。
法国有些经验值得借鉴。法国重视“文化输出”，但不是简单地推出好书并组织翻译，而是让翻译者和出版者自由选择，哪些书值得翻译并推介到国外，法国相关机构再对这些作品作出评估。其中，有文化和学术价值，但出版发行困难的作品，相关机构就给予资助和扶持，而对畅销书则一般不会资助，这部分由出版社彻底走市场路线。
中国青年报：请您给青少年推荐几本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吧。
余中先：我推荐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多夫》，还有周克希译的《包法利夫人》，马振骋译的《蒙田散文集》，我自己译的奈瓦尔的《火的女儿》。这些都可以看一看。
(周易 王聪聪) (编辑：do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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