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翻译卷入“回扣门”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11月6日，王权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如释重负，“现在翻译们老实多了。”
王权是浙江省义乌市一家外贸公司经理，手下有20多名翻译，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外商服务。
在过去一年里，包括王权北京翻译公司在内的义乌市多家外贸公司的5名翻译被卷入了“回扣门”，被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刑。启动这场反腐风暴并最终将这批翻译追究刑责的，源自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报告是义乌市检察院检察长亲自率队调研完成并递交义乌市委、市政府。之后，这个在义乌市长达10多年的翻译吃回扣“潜规则”被打破。
按照这个“潜规则”，一名翻译一年回扣多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经营户、外商均被盘剥。但经营户敢怒不敢言，外商和外贸公司也无可奈何。华译网北京翻译公司旗帜鲜明地反对这样的不道德行为，我们派出的外贸翻译一律不允许拿回扣，一旦发现有翻译拿回扣的，一律解除合作关系。
潜规则盛行
“一些翻译两头拿，吃了商户吃老外。”
2007年，23岁的苏彦军来义乌时，目的就是做翻译的。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个农，在得知许多当地同龄青年在义乌做翻译发财的消息后，他决定走出家门。
苏彦军是回族人，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阿拉伯语翻译，在义乌市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职业。
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外商云集，2011年，义乌共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2.57万人次，超过了宁波、杭州两地总和。由此而产生一个特殊的翻译市场——约有3万名会各种语言的翻译。这也是中国外商最多、翻译最多的县级城市。这个市场中东地区的外商占较大比例，阿拉伯语翻译奇缺。
苏彦军在老乡的帮助下，很快在义乌一家外贸公司做起了翻译。义乌注册的外贸公司有上万家，翻译被外贸公司聘用后同时兼业务员。
苏的工作是陪同外商到义乌市场看样、询价、拍照做记录，下单、收货、验货、装柜，把数据交给货代公司报关等。也就是说，他不仅要帮助外商做翻译，还要担任外商采购货物的向导。这也是所有翻译兼业务员的流程。
苏的薪水是底薪加绩效考核，做得越多，奖金越多，但一个月最多也就五六千元。令苏不解的是，同做翻译的老乡竟买了宝马汽车，工作也就比他早一年。
在一次夜总会里，苏彦军找到了答案。陪着老乡娱乐的是市场的一个经营户，所有费用都由这名老板买单。半醉的老乡教训他，做事要“活络”，回扣不拿白不拿。
这是义乌市场有10多年历史的“潜规则”。义乌市场百分之六七十是做外贸。对于一名首次来义乌的外商来说，国际商贸城实在太大了，他得求助于外贸翻译，才能找到相关经营户所在的地点。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翻译是他依赖的人。
对市场经营户来说，翻译也是财神。外商到哪个商铺，全靠翻译带，毕竟同类商品的商铺太多了。经营户必须讨好翻译，才能从中接到订单。
于是，翻译手中的权力开始寻租，“潜规规”由此而生。翻译们乘机索取回扣。“他们有的是明着要的，反正老外听不懂。有的是在老外下单后，再回头找你要的，少一点的提两三个点，多的要提八到十个点。”提起翻译，经营户们“又爱又恨”。
饰品经营户周军苦笑道：“没办法啊，现在外贸生意竞争激烈，别人给回扣，你不给的话，就没生意了。”
“一些翻译还两头拿，除了拿经营户回扣，还拿老外回扣。”义乌市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朱勤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拿老外的回扣，就是擅自提高商品价格。在义乌，很多外商会让翻译按自己的购货清单全权办理采购事宜，这时候，翻译们就会搞个“阴阳单”。比如，给经营户的单子上写着订的货物是每个10元，给外商那张就变成了11元，多出来的1元，就进了翻译的口袋。
“别小看这1元钱，我们的货物总量很大，加起来的数额就很高了。一张订单，翻译赚得比经营户还多是常事。”周军说。
义乌一家大的外贸公司经理告诉本报记者，像他们公司一个翻译，一年介入外贸生意量能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如果拿两个点回扣，一个月就10多万元，狠一点的拿几十万。所以他们招翻译“头都挤破”。
苏彦军很快就熟悉了套路，他像一只嗅到腥味的猫，贪婪地追逐着回扣。
暴富的翻译
“即便我开除他们，新招来的照样如此，整个大环境都这样，再清廉的翻译熬不过两年。相反，开除翻译会使公司失去一部分客户。”
对苏彦军来说，拿回扣的机会实在太多了。他从开始的腼腆拿充值卡、礼品到后来明目张胆索要回扣，这个过程不到一个月。
2011年1月，苏所在的外贸公司指派他领一名阿尔及利亚客商购买五金工具。“我们派工后，他可以领外商到任何摊位去采购，公司不干涉，也没法干涉，因此翻译的权力很大。”外贸公司经理王权告诉记者，“义乌市场上有6万多个摊位，他绝大多数不认识，不可能都照顾到。”
苏彦军领着老外到他熟悉的方群摊上。苏帮老外谈好了价钱，然后对方群说“二到三个点”。方群会意地点了点头，这意味着这批总价20多万元的货苏彦军要拿2%至3%的回扣。
几天后，苏彦军打电话给方群要回扣。方按照苏给他的银行卡账户汇入5400元。
同月，一名要买卫浴产品的苏丹客商被苏彦军领到国际商贸城倪丰的摊位上，这已是第三次苏彦军给倪丰带来生意。这次成交近百万元货值，加上前两次共200万元。每次苏彦军都与倪丰说好要3个点的回扣。
一周后，倪丰把三笔回扣共6.1万元汇到苏彦军的银行卡上。
靠着丰厚的回扣，苏彦军穿起了名牌服装，买了豪车，频频出入酒店、夜总会。当然，他身边总是不缺买单的商户。
义乌国际商贸城里的经营户，以量大薄利生存。有许多经营户卖一件商品只有几分甚至几厘钱的利润，给翻译几个点的回扣实在心痛，但又不能不给。
有的翻译拿不足回扣就故意刁难经营户，对老外说有质量问题，造成生意泡汤。
“有的经营户家里有工厂，产销一条龙，一家人除了过年外，一年白天忙到黑夜累死累活，赚的钱还不如一个翻译多，他们心里很不平衡，也很气愤。但如果不给翻译回扣，可能连订单都拿不到。” 义乌市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朱勤介绍。
显然，没有愿意做亏本生意的商人。“经营户最终会把这部分支出转嫁给外商和消费者，比如提高价格，偷工减料，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
滚滚而来的回扣使苏彦军不屑公司给的薪水。他开始迟到早退，甚至上班不见人影，当然这并非他一人如此。
“翻译们高兴来就来，说走就走，甚至说，你罚吧，我无所谓。”王权抱怨道，“他嘴巴一张，一个月的薪水就到手了，你再怎么给他打鸡血，他也看不上眼。”
王权痛苦地说：“即便我开除他们，新招来的照样如此，整个大环境都这样，再清廉的翻译熬不过两年。相反，开除翻译会使公司失去一部分客户。我们接到经营户和外商不少投诉，但无可奈何。”
这使得翻译们更加无所顾忌，甚至出现不见回扣不让装柜的现象。王权称，他曾开除过几名过分的翻译，但效果甚微。
外商对此现象也并非一无所知。有的外商听得懂中文，他的对策是前期先撇开翻译，自己到市场问价。但是经营户报给他的价格里面已经含有给翻译的回扣，外商也没辙。
“我干外贸十几年，不如翻译干一年。”义乌一家外贸公司副经理气愤地对记者说。
“反回扣风暴”
一些外贸公司向检察官表示，愿意配合检方打击翻译“回扣风”，从而使这场“反回扣风暴”有了突破口。
这种“潜规则”像瘟疫一般，侵蚀着义乌国际商贸城健康的机体。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主要是受贿行为认定难，现行法律对翻译这种新型的商业贿赂行为缺乏调控力；而且取证难，外贸公司和经营户都受制于翻译，不敢也不愿意作证。再是许多翻译游离于外贸公司之外承接业务，犯罪主体难以认定。” 义乌市检察院检察长傅新民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王权在他的公司里曾也想“杀鸡儆猴”，但搞了几年都没成功。“10个经营户9个不肯讲，1个讲了但不敢签字。说得罪这个群体，还要不要吃饭了？”
“这种‘潜规则’是对外商、市场供应商和外贸公司困扰最深的问题。其危害不仅在于人为抬高商品价格、削弱商品出口竞争力，而且在于扰乱正常市场秩序、违背公平竞争法则。”东方之星控股集团总裁邓超锋告诉本报记者。这家义乌最大的外贸公司有翻译200多名。
2011年7月，义乌一起翻译外逃案件引起了义乌市检察院的高度重视。在这起案件中，一家外贸公司的翻译丁科索取两位经营户5个点3万余元的回扣，但这批货运到巴西后发现不合格，对方向外贸公司索赔。丁科怕外贸公司向他索赔潜逃。外贸公司报案7个月后，丁科被义乌警方抓获，警方查出丁科拿回扣。
“此案以前从来没有办理过，傅检亲自指导，我调查得非常仔细，笔录做得很细。”义乌市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朱勤回忆。
义乌市检察院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丁科提起公诉。此时，正距国务院批准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不到4个月。此案被义乌检察院视为打击外贸“潜规则”第一案。
傅新民想以此为契机整治翻译行业。“我们就想能否从犯罪的层面上去研究。”
他率队对义乌翻译行业进行调研，并形成一份《当前义乌市场外贸翻译人员受贿现象严重亟待综合治理》报告，递交到义乌市委、市政府。报告认为，翻译拿回扣受贿现象普遍，市场影响非常恶劣，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应实施打击翻译受贿的专项行动。报告得到了义乌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检察院的高度肯定。
在调研中，一些外贸公司向检察官表示，愿意配合检方打击翻译“回扣风”，从而使这场“反腐风暴”有了突破口。
去年10月，义乌市公安机关根据检方提供的线索，采取行动，抓捕了一批翻译。
据王权回忆，“那天上午，我们把已经掌握的两名翻译叫到我办公室里，然后被便衣警察带走。整个过程，公司其他翻译都不知情。”
王权说，第二天，我们把所有翻译叫来开会，宣布了这件事，并要求拿过回扣的翻译主动向公司交代。
“当时，全场鸦雀无声，许多人脸都变形了。”王权说那个场景他永远忘不了。
后来，有人主动向王权交代，有人写来了忏悔书。“有的人痛哭流涕，发誓再也不敢了。”“有的人为自己辩解，说看到别人这样心里不平衡，有攀比心理。”
翻译市场大地震
开庭时，自发赶来的翻译以及一些外贸公司组织的翻译挤满了法庭。有的人来晚了，就站在走道上听。
共有5名翻译被逮捕，苏彦军是其中之一。苏是受贿数额最大的翻译，共6.6万元。今年5月11日，苏被判刑2年6个月。其他4名翻译均被判有期徒刑或缓刑。他们被认定的受贿数额最少的为3万多元。
“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但取证难，经营户又不配合，所以都没有认定。”朱勤说。
即便如此，开庭时，自发赶来的翻译以及一些外贸公司组织的翻译挤满了法庭。有的人来晚了，就站在走道上听。
“我们都是外贸公司的翻译。”到场旁听的义乌一家外贸公司翻译俞蕾说，“说实话，以前我以为翻译拿回扣是天经地义的事，算是这个行业的潜规则。现在我知道了，原来这种行为是犯罪。”
在王权的公司，翻译迟到早退的现象不见了，平时很牛的翻译也低调了许多。
“几个月以来，公司再也没有接到过经营户和外商的投诉。”东方之星控股集团总裁邓超锋表示，反腐风暴对他们公司效果明显。
现在，他们强化绩效考核，搞排名重奖。“业绩好的翻译一个月能拿到万元，当然，我们更注重价值观和法制观的培养。”邓超锋坦然道，“我们不敢说公司里已经没有拿回扣的翻译，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拿了。”
邓说，这事外商都知道了，都竖大拇指叫好。
这场反腐风暴也波及上海、广东等地的外贸市场，一些翻译返乡“避风”。
但也有不同声音。在义乌当地论坛，谩骂的帖子较多，称义乌的市场是靠这些翻译发展起来的，不能“过河拆桥”。一些义乌外贸公司老总到上海虹桥机场接外商，就有人指责他们出卖翻译。
“我们不会松懈。”义乌市检察院检察长傅新民说，一方面要加大对类似犯罪的打击，另一方面，对没有主体资格的翻译要从行政方面规范，建立“黑名单”，以杜绝回扣，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推动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针对取证难问题，现在，义乌市检察院与义乌市公安局联合建立了提前介入制度。同时，为获取更多线索，检察院还出台了实名举报人保护制度，通过实施举报人单线联系制和代码制，以消除举报人后顾之忧。
“翻译拿回扣的事，外商不高兴，经营户不高兴，外贸公司不高兴，只有翻译高兴。义乌的今天来之不易，绝不能让一粒老鼠屎毁了一锅汤！”王权说，这是大家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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